濮存昕：经典的价值

　　近日，由濮存昕执导并主演的北京人艺新版《雷雨》参加了第22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，座无虚席。

　　在本届艺术节上，濮存昕还是唐诗交响吟诵音乐会《长·安》的顶梁柱——与交响乐团合作演绎白居易的名作《琵琶行》，并以李白的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成为全场压轴，荡气回肠的吟诵增添了古典诗词独有的魅力。

　　话剧的手艺就是满宫满调的台词

　　前有天津海河戏剧节，中有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，后有浙江杭州举办的第18届中国戏剧节，《雷雨》所到之处，都引起了强烈反响。但濮存昕依旧要求演员每场演出都当作第一场：“越是观众熟悉的戏，越会关注演员怎么表演。”

　　从年轻的周萍到如今“升级”为周朴园，濮存昕在人生不同阶段演绎《雷雨》。上海场首演前，剧组排练了四五个小时。接受采访时，濮存昕仍在不时地注视舞台监视器，琢磨舞美。

　　记者说：“观众是冲着您和几位主演来的。”濮存昕摇摇头说：“舞台作品是一体的，所有信息都应该完整、完美。”

　　周末周刊：这一版《雷雨》演过很多场。但这次来上海上音歌剧院演出，剧组还是花了很长时间排练打磨。这是为什么？

　　濮存昕：现在新剧场普遍盖得高大，从天津、上海到下一站杭州，《雷雨》一直在经历大剧场演出。上音歌剧院空间尤其大，它的三楼相当于传统剧场的四楼，我们离观众太远了。在这样的空间里演出，表演方式要相应调整。

　　我告诉演员们，要了解观众的空间距离，让最后一排观众听清台词与我们传送的信息。话剧是舞台艺术、是空间艺术，要让全场上千观众都感知到我们从心而发的台词和动作，场上的调度和节奏可以夸张一点。

　　周末周刊：很多导演、演员避讳“夸张”这个词，您的观点不太一样。

　　濮存昕：我不怕夸张，在舞台艺术中，“夸张”不是贬义词。

　　舞台艺术是空间艺术。北京人艺演员不用话筒，包括无线话筒，因此声音的立体感更加突出。演员正面面对观众、背身、侧身时，声音都不一样；两个人在一起和分开时，声音也不一样。声音是有空间的，如果演员一戴话筒，空间感就没有了。

　　周末周刊：演话剧不戴话筒，碰到新环境，尤其是全新的大剧场，您这样富有经验的演员能相应调整，一些年轻演员怎么应对？

　　濮存昕：北京人艺属于现在为数不多的不戴麦表演的剧团。话剧的手艺就是满宫满调的台词，人艺要求演员们达到这样的基本功。在排练场，我都要求大家满宫满调。

　　在北京人艺自己的剧场，观众席少一些，不到1000人。上海这是歌剧院，不是专业话剧剧场，声场混响时间长。我们嘴再不紧，送给气息力量弱的话，混响会“嗡嗡嗡”，这就是考验我们的地方。

　　周末周刊：您不久前在上音歌剧院参与唐诗交响吟诵音乐会《长·安》，应该已经感受过这个剧场的声场特点了。

　　濮存昕：《长·安》中，演员与交响乐队合作，用了话筒。这和话剧属于两种声音艺术形式。

　　台词基本功里包括话筒艺术、舞台艺术、影视剧台词。单说话筒艺术，还包括播音录制，都是要练的。可能大部分演员没有我这种经历——拳打脚踢什么都干，演话剧、演影视剧，还当主持人，也朗诵。

　　周末周刊：您选择朗诵、做主持人，是在有意识地锻炼基本功吗？

　　濮存昕：没有没有，这属于机缘。主持人多多少少有些“卖模样”，我长这个样儿，那人家就说“来主持吧”，这是我妈给我的机会。演戏时，我们就藏在角色中，没有自己的样子。或者说样子是我的，但名义上这是角色的脸和身体。

　　周末周刊：您什么时候感觉到自己基本功可以了、够用了，或者是还不行、不够用？

　　濮存昕：40岁之后，我自己知道再往上很难了。怎么办？重新学习基本功。基本功既有脑力，也有体力。我40多岁才开始健身、打球，我知道时间浪费不起。

　　演员的基本功好不好，观众除了直观感受，还有“会心”——演员是引领者，把剧本上的白纸黑字变成能立在舞台上的形象，带领观众去探讨——我这样去解读，你觉得如何？观众“会心”了，代表他知道演员的意图。

　　观赏关系有三个层次：第一个层次是“看”，第二个层次是“赏”，第三个层次是“品”。我们要做到能让观众品味，让他们走出剧场，过几天还在想着这个戏，或者引发他们对于这个作品的新感受。

　　一个剧团可以老，不能旧

　　看濮存昕执导的《雷雨》，观众会发现，一些角色有了微妙的变化。比如，鲁贵更加“温情”了。他成了好爸爸吗？濮存昕回答：“不是这么简单。曹禺先生怀着爱怜去写所有的人。”

　　在上海演出的《雷雨》，与北京版、天津版相比，也有细节变化。“我们在台上使用的手段又有一些新的开发。”

　　周末周刊：《雷雨》首轮演出排练时，您让年轻演员读了作家王蒙对旧版《雷雨》的剧评。

　　濮存昕：王蒙老师的剧评来自1997年版《雷雨》。郑榕老师和朱琳阿姨演周朴园、鲁侍萍。王蒙老师不觉得我们演得好，更确切地说，他不觉得我演的周萍好。我现在回想，40多岁的时候，我还不知道基本功的问题。

　　我没有上过艺术学校，边干边学，成了著名演员。但是只有经验不行，光是明星也不行。艺术是“一加一等于二”，算法口诀你没背过，真的不行。

　　一个演员假如不会“说话”，到了一个坎就“没”了。会“说话”的演员一定和文学亲近，有与阅读、语言亲近而积累的经验。我参加朗诵、做晚会主持，也是和语言文字亲近的一种方式。

　　周末周刊：1997年，您已经演了电视剧《英雄无悔》，是明星了。

　　濮存昕：《英雄无悔》是1996年播的。所以我演到周萍跳窗时，有人调侃是“高局长”(我在《英雄无悔》里演公安局局长高天)跳窗。我没把观众带到剧情里面。

　　周末周刊：我看过一版《雷雨》，周朴园等老一辈的故事，观众沉浸其中，但演到周萍、周冲这些年轻人，观众忍不住在笑。

　　濮存昕：我们现在的《雷雨》没有观众哄笑。包括周冲说“你把她带走吧，只要你好好地待她”，还有周萍对于繁漪的躲避，都没有人笑。因为我们把角色的困境告诉给了观众。曹禺先生已经写到人性边缘了，有什么比《雷雨》中的8个角色的命运更极致呢？

　　我们需要把戏演到“品”的层次，把观众引到有思索性、参与性的观赏关系中，推动观众用思想去参与，这才是戏剧的魅力。

　　周末周刊：让观众思索和参与，这对创作者提出了很高要求。

　　濮存昕：只有把观众带到剧情、情境中，才无愧于经典，无愧于曹禺先生。

　　从整个现代戏剧文学的系列感、分量、价值来讲，具备文化对话、传播能力，能拿到世界上去对话的剧本，还得是曹禺先生的剧本。我们要把他的戏演好，包括《原野》。

　　北京人艺曾邀请陈薪伊导演《原野》，胡军、徐帆、我和吕中阿姨一起演。吕中阿姨演焦母。焦母是个瞎眼老太太、孤独的老太太，不是一味地坏。焦大星也是本身有困境的人，但他和仇虎一比，就是被嘲笑的角色。我们要还原生活本来的面目，将角色更性格化，有真实感，以此来表达我们对生活的认知。

　　周末周刊：新版《雷雨》如何延续原著的精神呢？

　　濮存昕：曹禺先生的文辞，我们没有改。我们的剧本与1934年的剧本对照，文法是一样的。曹禺先生在90年前写的《雷雨》，已经是标准的普通话，不带方言色彩。他的语言的丰富、精准、深刻，都很了不起。他是伟大的戏剧家、语言学家，像普希金之于俄罗斯文学、巴尔扎克之于法国文学，奠定了本民族语言的伟大。

　　周末周刊：过去很多人阅读经典、向往经典。但现在，短视频、游戏等更加快捷的娱乐方式不断分散观众的注意力。您怎么看？

　　濮存昕：风来穿衣、雨来打伞，我们要适者生存。市场化、商业化，都没有问题，我们就保持住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东西。

　　什么是守护，什么是创新？一个剧团可以老，不能旧，经典剧目常演常新。我们在挖宝藏，“演不尽的《雷雨》，说不完的曹禺”。《雷雨》演完了吗？没完。曹禺的作品，还有些是我们现在的水平达不到、不敢去“摸”的，比如《北京人》，非常好看，非常有趣。

　　影视化的表演方式需要调整

　　在上海戏剧学院，濮存昕是大家交口称赞的前辈。他为上戏西藏班执导《哈姆雷特》，摸爬滚打做示范。《哈姆雷特》首演，濮存昕坐在紧靠控制台的最后排加座。一位妈妈带着女儿迟到了，站在观众席外侧。黑暗中，濮存昕递给小女孩折叠椅，叮嘱她坐下。

　　2023上海·静安现代戏剧谷“壹戏剧大赏”颁奖典礼上，“年度经典复排剧目”由濮存昕执导的汉藏双语版《哈姆雷特》获得。22位上海戏剧学院西藏班学生毕业两年后重归校园，在濮存昕的带领下贡献了145分钟的藏语演出，收获了无数掌声。

　　周末周刊：您不仅给上戏学生排演《哈姆雷特》、在今年5月外滩源草坪举办的演艺大世界“公园里的莎士比亚”活动中演绎了《哈姆雷特》片段，今年您还主演了国家大剧院制作的《暴风雨》。对您来说，莎士比亚意味着什么？

　　濮存昕：莎士比亚的文本是全世界的宝贵财产。往大了说，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两百年后还有人知道莎士比亚。

　　莎士比亚的作品，不仅英国人在演，中国人在演，全世界每个角落都在演。我觉得，中国人对莎士比亚要有自己的解读。这种解读离不开莎士比亚的文本，但我们要结合自己的文化，结合创作者的生命状态去发现，这一定是中国式的、原汁原味的莎士比亚作品。

　　周末周刊：您为什么会执导上戏藏族学生排演《哈姆雷特》？

　　濮存昕：这些学生读大一时，我看他们排演《地质师》片段。他们像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，背着背包就出发，他们与生俱来的质朴与真诚具备极为独特的优势。

　　但是另一方面，他们没有舞台感，全是演自己。我要求再来一遍，孩子们就犯傻了，动作、说话太随性，演过就忘。

　　演员要重视基本功，先说话，后演戏。形象好但不太有表演基础的孩子可以出名，但他们能成为一辈子的演员吗？没有思想，不能通畅地表达自己、丰富地表达自己，是一件多么遗憾的事。

　　周末周刊：您认为戏剧学院教授的影视化表演方式需要调整吗？

　　濮存昕：影视化表演的教育体系影响了二十多年。影视化表演偏重模样和心性，但在舞台上演不出来。演了几个戏，演员可能就被淘汰了。

　　现在很多表演系学生知道要干话剧，那么他的语言功夫和身体功夫都要达标。我想把这行如何达标的技术告诉年轻人，我40多岁才懂这些。

　　周末周刊：您对《哈姆雷特》的学生演员也如此严要求？

　　濮存昕：戏曲、舞蹈、音乐都有标准，话剧好像说不出标准——谁不会说话呢？其实不然。还是要有基本功：

　　登台必须“呐喊”，占据一瞬间舞台空间；演员站在台上得像开车，有3.0以上排量，轻踩油门，点火就着；对词、联排、彩排、合成，每个环节都必须到位，才能往下走。一环落后，事后调整很难……

　　排练时，我说开始，他们不能开始，我就要“上手”了。过去练毯子功、把子功，练不好，师父可是要上藤条的。

　　传统和现代必须合二为一

　　70岁的濮存昕很忙。

　　《雷雨》还在上海演出，由他主演的国家大剧院《简·爱》又开票了。11月底开幕的2023第五届大凉山国际戏剧节，濮存昕担任艺术总监。紧接着，他还将主演《林则徐》。

　　除了演戏，濮存昕只有书法和骑马两个爱好，说到底，也是为了演戏。“我过七十了，还能够有这种气力，骑马才能不驼背。”

　　周末周刊：您今年特别忙，每次来上海像“飞”一样，为什么那么拼？

　　濮存昕：人类是高智商动物，但生命能力远不如动物，远不如我养的那匹马。我算了算，还有三五年，把能演的戏都演一演，导演也不能老干，太累了，操心。虽然自我感觉挺健康，但我知道我的心力不太够，腿不如年轻时候矫健，指甲像高原游客缺氧一样有点黑。

　　《雷雨》没有完全弄好，但我相信这个戏可以一直演下去。现在舞台上的“一线天”，目前我也不满意。我想让他们做出一层层的感觉，完成最后一个舞台语汇——一切结束后，天亮了。

　　周末周刊：新剧流行LED屏、纱幕、转台，做得像电影，很时尚。您的剧目布景都“实”，更偏传统。

　　濮存昕：我们的姓氏是传统的，我们的一日三餐不能和天时违背。我们的生活方式，几千年都是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。传统和现代有褒贬之分吗？

　　我们不能够非黑即白。生活太复杂了，而且复杂得那么有味道。传统和现代必须在一起，合二为一。

　　周末周刊：20年前、10年前的话剧是由评论家、业内人士品评的。现在一刷微博、豆瓣、小红书，到处是观众评论，首演评论甚至决定新剧目的生死。

　　濮存昕：我们做这一行，也看重对当代年轻人的艺术影响、审美影响。我们的剧目做得精到，他们一定像看短视频、看碎片文化一样要看戏。老吃快餐、吃小店，不过瘾啊，他也要进大餐厅啊。不一定把满汉全席吃完，但他要是到了大场面、大格局的盛宴，感受是不一样的。

　　文学、艺术的美，必须自己咀嚼，不能人家喂你。要是全都配好了佐料、弄烂了，你再咽下去，没有自己的品尝、判断和取舍，那就没啥意思。真要吃山珍海味，吃川菜、粤菜、鲁菜、湘菜……你会获得好多好多滋味。

　　周末周刊：您会为剧目的反响焦虑吗？

　　濮存昕：我们自信，我们安安静静地做大格局的内容，品质做好了，永远会有市场，会有观众来看。什么赚钱做什么，什么有利做什么，跟着风跑，我们绝对干不过，也追不上观众。

　　假如要做浅显、一般的戏，观众看戏最多到“赏”的层次，鼓掌、夸奖一句“挺精彩的”。但我们要做的是让观众“品”。梅葆玖老师的话特别“高”，他说：“回家叫好也不迟。”

　　我们要向戏曲学习，戏曲演员的功力真高，演员一出声，观众就醉了。话剧吸引人的地方是思想、是角色、是性格、是行动。话剧角色的命运是逼真的，不是“搁起来”的。许多形而上的东西，需要强大的表现力去支撑。如果你有强大的技巧，能使自己的身体有虚实、快慢、强弱、节奏等变化去支撑这些生活化、自然化的表现，观众同样会醉的。

　　坚定这一条。

　　濮存昕

　　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、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、上海戏剧学院特聘教授，凭借话剧《李白》《茶馆》两度获得戏剧梅花奖，并曾获文华表演奖，《清凉寺钟声》《与往事干杯》《鲁迅》《英雄无悔》《来来往往》等影视剧作品深受观众欢迎。

　　(解放日报记者 诸葛漪) 【编辑:黄钰涵】